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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产十万斤 饿死四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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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源 发表于 2015-4-26 16:0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亩产十万斤 饿死四万人王定  40年前,即公元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丰产亩产稻谷13万斤的“大卫星”。这颗全国最大的水稻假卫星,在一个正常年景里,给环江县造成巨大灾难,党和政府的威信更是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自1949年末建环江县政权之始,直到1957年底反右,我是环江县的任官,有责任就所亲见、亲闻及30多年来搜集的有关资料,具书陈述,并供后世查寻。  环江县位于广西西北部,总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居住着毛南族、壮族、汉族、苗族、瑶族、仫佬族、水族、侗族等多种民族。山区人民敦厚纯朴。环江是个产粮大县,畜牧业以养牛、养猪为主,农民有圈养黄牛的传统。县内森林资源较为丰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            合作化滋生弊端  土改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生产积极性很高。1953年开始成立互助组,随即成立合作社,1954年春,全县还只有3个初级农业社。1955年初,上级要求提高合作化的进程,在几个月内,多数农户已加入农业合作社。遵照上级指示,1956年春,全县的初级社又全部合并为高级社,共计有109个。  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实行集体的生产方式和统一的分配制度,这给环江的农民带来许多困难。尤其大石山区,一些居住分散的农户,为了参加集体劳动,五更前便要起床,走两三个小时山路后才能到达劳动地点;下午集体收工后,回到家中已近半夜。全家老少,叫苦不迭。秋后分配也出现诸多问题,一个村屯收获的农产品,其它村屯农民都来参加分配,农产品互相挑来挑去,疲于奔命,偏僻的村屯种出的粮食瓜茶,因路途遥远竟无人收割烂在地里,造成了浪费。有的梯田田块小,集体劳动也极不易,有的人形容一个蚂拐可跳过12条田埂,田块太小,几头牛进去无法耕犁。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使农民难以适应,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包产到户、到组,县委遭改组  上述情况反映到环江县委,当时正好又接到上级要求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指示,县委决定由我带几个同志下乡调查,其中有农业部长李坚和下南区委书记韦明等几个干部,下到几个经营管理问题较大的大山区乡的高级社调查整顿。  调查回来后,召开了县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县委决定在边远山区实行“水稻三包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的经营管理办法,并在1956年9月12日县委三级干部大会上提出讨论。会后县委还组织部分干部由景阳、希远两个山区社介绍“包产到组到户”和“小作物下放”的经验,总结了山区搞三包到户的优点和好处。1956年11月5日,我就此向宜山地委作了专题书面报告。  我的报告上报地委后,地委以文件的形式批转各县委,并加了按语,要各县参考,同时批复环江县委可以搞试点。最近发表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对万里的访问,万里指出,包产到户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环江县在全国是最先搞三包到户的,却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一方案后来被戴上瓦解农业合作社、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义的大帽子。提出方案的环江县委被迫改组。原县委四个正副书记,三个划为右派,书记王定划为极右,副书记车丙寅、陈朝群为右派;农村部正副部长谭彦明、李坚划为中右;全县八个区四个区委书记划为右派,一个划为中右,全县干部中有97人打成了右派,66人被划为中右;更多的则被扣上“王定的社会基础”的帽子,被清除回农村管制劳动。           密植夺高产的假戏法  1957年11月,新任县委书记洪华等人清洗了一大批所谓“右派”分子以后,接着在全县开展大跃进运动,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洪华曾宣告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他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打“擂台”,誓言要放水稻高产卫星 。  为了让环江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的精心策划,决定选用并蔸的方法。柳州地委领导也特别关照环江的水稻卫星,并为放卫星具体地指出了方向,他们暗示:“……湖北三万斤亩的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十万斤恐怕放不出去的。”  县里根据上面意图,制定了实施方案,派出了县委管农业的副书记季某和农业部副部长覃某、李某等一批人马,于1958年8月22日前后,召开了城管农业社的社队干部会议,8月23日,行动开始。  具体的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1.13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各种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融耙烂;8月28日至30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籼谷水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将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中并蔸。由于不分昼夜,那块田的并蔸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禾苗上即使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  在并蔸过程中,为了将禾苗稳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密不通风,他们便用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轮流鼓风,日夜不停。  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是无须施肥的,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粪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竟用蚊帐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  一台密植夺高产的假戏,布置就绪。对此,不少人表露了反感的情绪,但均被压制。         亩产13万斤的“制作”过程  1958年9月初,以洪华为首的环江县委就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了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超10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自治区、柳州地区党委随即发函邀请各资讯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成检查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与水稻种植有关的教授、相关人士。  1958年9月9日上午10时左右,中共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向一名领头开镰的副书记授勋似的授给了系有红绸带的新镰刀,举行了隆重的开镰仪式。开镰仪式共有六千多人参加,包括特邀来的检查验收团成员,来自广西各县每个生产队的参观者、环江县各公社的代表以及奉命到场的当地社员,四百多男女社员参加现场收割。  在收割时,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把谷子运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上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将准备好的一担担谷子等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的队伍人数,一下子便增加了两倍多。  即使如此,恐怕还不能达到预计的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又施展魔手术,指挥过完一次秤的,不倒上谷堆,又挑起谷子回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次过秤。如此循环往复,过秤的数字便越来越大了。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1.13亩,当天收割了1.075亩,收到干谷140217.4斤,折合亩产130434.14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手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1.075亩稻田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67000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47217.4斤,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造”的。  策划者要求验收团在验收喜报上签名。大多数成员都把自己的大名列在了参加验收的名单里。  不过,区党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陈东没有签名。  第二天,1958年9月10日上午,县委书记洪华为试验田的大“丰收”举行了有中央和区、地各资讯单位16名笔者参加的笔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块1.13亩并蔸移植的试验田已收了1.075亩,实收干谷140217.4斤,平均亩产130434.14斤,尚有0.055亩未收,留待以后组织参观。  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就这样放出去了。           浮夸骗来荣誉、权位  环江县放出荒谬绝顶的“大卫星”,荣誉也随之而至:环江县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洪华成了英雄。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洪华除披红挂彩,还领到一面特大红旗。洪华在扛红旗回县里那天,预先动员和策划的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洪华被高高抬起,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洪华不断地吹嘘、浮夸、放“卫星”,也一次次得到奖励。有人统计过,在环江县委书记两年多的任期内,洪华共领到过96面红旗。洪华渐渐以党的化身自居,树立他在环江县的绝对权威。在环江县,洪华要去哪里,先必打电话通知当地,要求组织社员夹道欢迎。有一次洪华去山川公社巡视,离公路远的社员晚上便打着火把往公路边赶,有的凌晨两点钟便守候在公路边。全公社18000多人口,这次出动了11000多人,欢迎的队伍有5里之长。  放“卫星”的“功臣”相继得到提拔和重用。洪华后来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            放卫星后的高征购  环江的粮食似乎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不过,1959年初,县里向上级汇报和向外公布的数字是: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3.3亿斤;而实际的产量却只有1.05亿斤。  环江粮食“丰收”了,向国家多交征购粮是理所当然的,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是上年实际完成任务的4.8倍。这当然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  不能完成征购任务,怎么办?县里便强迫基层干部和农民上交粮食,说是“瞒产私分”。柳州地委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现场会,组织了全地区3340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他们预先策划和布置了瞒产私分的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向参观现场会的队干和群众施加压力。这次会议逼出达2.4296亿斤的所谓“后手粮”。  结果,各社队仅留的一点口粮和农民家中的存粮都被当作“后手粮”上交外运了。但是,催交征购粮仍没有放松和停止。到1959年春,农民的口粮都无法保证,粮食出现全面紧张,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五月间饥荒出现,死人日益增多。这时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给环江批了100万斤统销粮,才使环江人民勉强渡过了1959年上半年的饥荒。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吹到环江县,伴随而来的“反瞒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自告奋勇,争当先锋。  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指标是9.6亿斤,比1958年的3.3亿斤又翻了两番,分配下来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0.71亿斤,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0.828亿斤,将全部粮食上缴也交不出这1亿斤粮食,群众无粮可交。  实在没办法,只得将原来分配的9.6亿斤总产量调整为2.4亿斤总产量上报。按上报的2.4亿斤产量,环江县1959年分得征购任务0.385亿斤贸易粮。洪华为了夺红旗,在当年10月20日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报喜完成了0.388亿斤。环江县倒是又扛回了一面红旗,但实际入库数仅有0.1881亿斤。  虚报的数字,要用实物去兑现,各公社都无法用实物去完成分配的任务,当权者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粮食。            追瞒产置人于死地  县里开展反“右倾”、反瞒产的政治斗争:召开大会,发动各公社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运动。在会议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产量报得多的小队为标兵,要其它小队向他看齐,达不到的便是瞒产私分,就要挨斗受批。他们还要报得多的小队干部去批斗报得少的小队干部。不愿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私分的人,就要拿去“小劳改”,不给饭吃。  在洪华亲自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连斗带伤加上挨饿,竟死去13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不要紧。 ”  逼得走投无路,也有人在会上当众指责洪华放卫星是好大喜功、出风头、吹牛皮。这些人都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0.3156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于是这位土改的积极分子、多次的劳动模范、合作化的带头人、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部书记,就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轮流斗争后还不给饭吃。在一次斗争后,这位身强力壮的三十多岁农村好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死去44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大饥荒,饿死四五万人  饥荒愈演愈烈。社员家中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最长的达130多天,最短的也有1个月以上。因饥饿造成了各种疾病,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多。  据调查,1959年5月至6月间,环江县的明伦公社病倒1600多人,其中重病1004人,浮肿486人,死亡146人。  在1959年至1960年间,环江县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出一个准确数字。我的计算方法是: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1954年人口普查时,环江县的人口为15.7万人。当时实行奖励多生育政策,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到1959年,环江县人口已增长到17万多人;而到1962年,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是12万人。粗算下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另据自治区一位领导在1995年春节告诉我,环江县在那一场灾难中死去5万多农民。  据当时调查者不完全的统计,1959年至1960年,城关公社的陈双大队,付点公社的中山大队,驯乐公社的康宁大队等大队的死亡率分别为26%、46.57%、45.5%;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则死光了。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82人,当场斗死15人,开枪打死5人,全家死绝的有9户。            迫害反映情况的人  面对着不着边际的浮夸和大量死人的严重事实,有良知的人曾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抗争,但在狂热的背景下,抗争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屡遭无情的迫害。  1959年3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在刚出现饥荒时,就以环江县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木薯在环江来说约在1940年引进的,至1954年王定号召推广作养猪的饲料,自古以来人民是没有吃过的,……洪华看待环江人民鸡狗也不如,……现在人民每天吃一斤木薯,吃的木薯还压迫群众讲每天吃两饭一粥,菜是每餐三菜一汤,……请洪华书记,三菜一汤在哪里。请上级党委深入农村调查。”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定公安机关拍成照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谭的笔迹,便下令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斗争,并在全县轮流批斗。谭后来被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1959年3月,谭绍儒又以“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写道:“在我们环江县委直接领导下,在实践中,有些是与中央提的不相称的,请派员下来深入调查,针对问题纠正。”“环江亩产十三万粮食是怎样得来的呢,县委领导把那块田耙好,在禾苗已抽穗勾头谷粒已黄近收时,把禾株全部拔出来云集在那块田里,这不是浪费劳动力吗?这样做我认为十三万斤太多了,那块田可堆百多万斤谷子呀”。这封信也成为谭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证。  为了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曾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1959年上半年,环江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洪华则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1959年下半年,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杰多次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边也无人掩埋的真实情况,结果被扣以“对党不满,是反领导”的罪名,于当年10月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在机关反复批斗,每天罚捡三担牛粪。  1960年1月,城关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死人现象严重,回来后与医院院长谈论。院长向洪华汇报此事,洪华听后气愤地说:“莫仁忠反映社员没饭吃,病人死得多,真是岂有此理!这个人一向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结果,莫在反右倾中给戴了顶“右倾分子”的帽子。  有些环江籍部队战士回家探亲,见饿死家人,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调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设置障碍,调查受阻  后来,自治区还是觉察出环江县大量死人的现象。1960年3月,区党委、地委检查团的一个组来环江县实地调查。  洪华等人如临大敌,想方设法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组织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共青团区委干部李月清带调查组来到环江后,发现死人严重,想把死人情况向上级反映,电话无法挂通,拍电报电报稿还没发出去,便被扣压下来交到了洪华手中。  洪华指责检查组是“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人年轻无知,生活在城市里很少下乡,下来后专找死人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还指责检查组不向县委汇报就直接报自治区党委;强迫检查组在上报材料中把死人的数字一再改小,死人的原因说成是传染病引起的。改成这样后,才允许向区党委汇报。  在对待敢于向检查组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洪华等人的态度也很恶劣。腰间常挂有手枪的县委副书记韦某曾说:“你反映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  这样,检查组的工作困难重重,无法顺利进行。后来由于环江县灾难日趋严重,饿死人无法掩盖,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亲自下到环江,调查工作才得以进行。             造假者的结局  1960年元月,洪华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3月5日,洪走马上任。  经检查团调查,环江县大量死人是由于饿死的这一事实被认定。6月,洪华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1960年冬,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因在环江县大放卫星、大刮“五风”受到干部群众的揭发批判,洪被揪回环江批斗;1960年3月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洪被宣布开除党籍,并逮捕法办;1963年10月31日,洪被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  1980年,有关方面作出决定,给洪华平反原载《南方周末》1998年10月9日第18版,题为“广西环江曾放最大卫星 水稻亩产竟达十三万斤”.1959年《广西日报》: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  新华社笔者黄义杰本报笔者骆正元  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城管大队已收的一亩零七厘五中稻田,获得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惊人纪录。这个纪录是怎样创造的呢我们采访了这块田的培育者,将获得的事实叙述如下:  今年中稻插秧的时候,城管大队的干部群众共搞了五亩试验田,计划亩产五千斤到七千斤。过去这里中稻最高亩产四百斤,现在跃到七千斤,他们认为这已经是很大胆的计划了。但在中稻插秧进入尾声的时候,河南省放出了亩产四千多斤的小麦卫星,这个消息,给当时领导搞试验田的区委委员李钰金和党支部书记罗克正等很大的鼓舞。他们说:一亩小麦能产四千多斤,水稻为什么不可以产更多些呢讨论以后,他们提出亩产三千斤的口号,试验田增加到二十亩,要求亩产一万到一万五千斤。在技手术措施上,深耕一尺到一尺二寸,每亩八万蔸,基肥增加三千多担,实行二犁四耙,计划四耘四追。县委对他们这样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给予表扬和支持,更加鼓舞了他们的信心。当本社出现早稻亩产四千八百斤的纪录和开展北京亩运动后,他们又把试验田增加到五十二亩,同时决定搞一亩产六万斤的试验田。  当时,这个计划曾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有的说,从古到今亩产五千斤都没听说过,现在要搞六万斤,真是瞎扯大炮;有的说,我们这个地方落后,条件差,准你会飞也实现不了。开了一次老农会,也弄得不欢而散。李钰金同志急得觉也睡不着。怎么办呢退却吗不能,已经半夜了,她又邀请四个老农来商量,但是商量了两个多钟头,大家还是想不出主意来。正当大家在苦恼的时候,老农赵才正突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禾苗搬蔸的故事来了。原来二十多年前,他为生活所迫,曾几次将佃地主的一亩二分田的已经抽穗的禾苗移到自己的五分田里,结果亩产三千四百斤。他说:“现在我们要亩产五千斤,如果将十二亩合并成一亩,不是有六万斤了吗”他的建议立即博得大家的赞同,党支部也支持他们,可是贯彻到乡社干部和党团员中时,却有人怀疑反对,认为移植没有把握,浪费劳动。经过辩论,大多数人通了,于是决定:一、将十二亩合并为一亩;二、卫星田重新深耕一尺五寸并耙溶耙烂;三、增加肥料实行分层施肥;四、利用夜间抢种;五、移植后的田搞晚稻水直播或种红薯。  可是,这个决定交给群众讨论时,仍有一部分人不同意搞,有的说现在禾苗刚刚抽穗,移植后一定会变白穗;还有的说会搞死禾苗,费工多不合算。第二天搞试验田的时候,部分人不出工,只搞了二分田就停下来了。可是移植后两天,禾苗长得很好,区生产检查团还估算这二分田可产一万一千斤,群众这才改变了看法。支部也抓住这次机会,对他们进行了一次总路线教育,号召大家力争上游,因而激发了群众的热情,大家都决心争取全国第一。同时决定另选一亩一分三厘田来做试验田。  8月2日晚上,全社八百多人组成犁耙、拔秧、运肥三个大队,连夜突击,十二人犁耙田,采取压槽法深耕一尺五寸;还有二百多人川流不息地运送基肥。拔秧组的社员则用脚犁小心地将秧苗挖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准备移植。第二天晚上,全社集中力量突击一通宵,结束了移植工作。移植后,党支部派了六个人专责护理,移植的禾苗,因密不通风也不见阳光,禾叶发热枯黄,有的禾秆开始发霉变黑,他们即派人用竹帽日夜替禾苗扇风,但仍未解决问题。为了寻求治病的方法,负责管理试验田的李钰金、吴彩繁、谭远思三个人在田边整整守了四夜。到第四夜,他们才发现有水流过的地方,禾苗青绿,田水不流的地方,禾苗就发黄。经过三人仔细研究,决定采取日间排水夜间灌水的办法,降低田里的温度,三天后禾苗便完全转青了。但由于田面高低不平,高的地方没有灌上水,特别是后期受旱,禾苗又出现发黄现象。李钰金、罗克正等几人几次研究,并得到县委副书记季桂明的启发,他们又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通过安插在田里的穿孔的竹管将风打进禾内去,由十二人日夜负责轮流鼓风,并且每日用竹片将禾穗拨动一到二次,使禾苗能得到充足阳光,加速禾苗灌浆黄熟。在施肥方面,也碰到困难,化肥和草木灰无法施放进去,放人粪尿又有渣子积在禾叶上。但他们又想出了根外施肥的办法,凡是施化肥或草木灰人畜粪尿时,都冲水拌匀,并用纱布滤过,用洒水壶和竹管接洒水桶来喷洒。在移植的头六天,每天做一次,六天后隔二三天做一次,直到黄熟为止。为了防止倒伏,他们在移植的时候,就在田的周围和田的中间,打上许多木夯,搭好竹架,使得禾苗紧紧地靠住架子,不倒下去。经过长期的努力,试验田的稻谷终于黄熟了,田里堆积着厚墩墩的谷穗。在稻子黄熟的过程中,天天都有本乡、外乡的人来参观,他们总是要去仔细摸一摸,看一看。  ——1959年9月12日《广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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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诗源 发表于 2015-4-26 16:00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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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诗源 发表于 2015-4-26 16:08 | 只看该作者
环江和凤山同属现在广西河池市管辖以下是凤山人回忆录 饥饿的回忆黄志谋我出生在桂西山区凤山县的那片不算富饶,但也不算是贫瘠的黄土地上。世世代代,我的先人、亲人们在这片黄土地上倾注着毕生的精力,浇注着辛勤的汗水,等待着这片土地上的春华秋实,期望着一代又一代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丰衣足食,也守侯着那份与世无争的淡定从容。1958年以前,我的家乡虽然不是富裕,但我们总算还能吃饱饭。1958年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放卫星的烈火似乎烧过了头,一场饥饿梦魇便随之而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年,一场大饥饿突然而至,黄土地上的人们陷入生存难保的万劫之渊。1959年以后,正在长身体的我们留下对“饥饿”的终生难忘记忆。那时,除了粮食,几乎所有的副食和蔬菜都没有了。刚开始,人们还可以从公共食堂里领到少许的蒸饭,即使吃不饱肚子,也还能将就熬过一天。到后来,谁都没有吃的。为了生存,只能吃树皮、野菜,吃牲口才吃的野草,吃拉不出的观音土……小孩熬叫,大人叹息,生产陷入停顿,生存听天由命,万劫不复。那时候我还是凤山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在一个礼拜六下午,我和我的同村同学从学校赶回村里过礼拜天。在不足4华里的盘山路上,就有5个饿死人的尸体横躺在路上,几乎每隔不到一里路就有一只饿殍,其中有一个还是我的亲大舅,我妈的亲哥哥。是我首先发现大舅死在盘山路上,然后跑步到外婆家给外婆他们报丧的。后来听我表姐说:大舅是饿得无法忍受,想爬到县城去找儿子、我那位表哥要点东西吃,不想,已经有几天没有饭吃的他,饿倒在盘山路上,成为那个年头千千万万个饿死鬼之一。在我大舅饿死后的两个月,百色地区行署专员赵世同来到凤山县检查工作。这位曾经在凤山县带头闹革命的[非法关键词已被屏蔽]官员,了解了凤山县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后,愤怒地拍着本县县委书记的桌子,大骂这个县委书记是混蛋官、草菅人命官。接着,他下令开仓放粮,把仓库里的蓄备粮紧急调运到饥荒最严重的村寨。后来,赵世同一直被凤山的老一代人称为“赵青天”。不过,当年年幼无知的我,却抱怨赵专员为什么不早两个月来到凤山县,也抱怨凤山县的大大小小官员们为什么没有赵世同那样良知和良心。毛泽东的“大跃进”悲剧,首先在于他这时已经不能真正了解农民与农村的实情,却有太多的民粹主义情绪。他害怕农村中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他看不到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其实就是社会的进步。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了解,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然,他也不愿意了解不符合他的心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他的晚年,总是认为资本主义一切都是坏的,这是他的晚年悲剧。大跃进、大锅饭、大集体的必然结局,就是使农民丧失了自主性、丧失了积极性。农民既然是一群在土地上耕耘、播种、收获的人,如果没有了自己能够支配使用的土地,农民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农民了,他们就变成不会耕田种地了。中国人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指1959-1961年这三年。那时候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大饥荒,各地农村都有饿死人的,谁都承认这件事,只是饿死的数量不知到底是多少。在主要是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和撰写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这本书里,有一个毛泽东的“60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配有照片,上面的文字说明写道: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的一套菜谱。这菜谱并不是宴请客人摆酒席用的,而是毛泽东的日常伙食。其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咖哩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书中还说,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考虑到毛泽东喜欢红烧肉,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就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毛泽东困难时期吃不吃肉,本来是一件不需要大肆宣传的事情。作为一个国家,必须保证其领导人的安全、健康,不然的话,国家机器就无法运转了。国家再困难,也不缺这一点肉!身居最高位的毛泽东,给国家出个好主意,不知会创造出多少财富,让多少人民受惠。问题是:过去一直有一个宣传材料,总是说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为了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就不吃肉了。这件事不知感动了多少人。我们不应该神化什么人,也不应该妖魔化什么人,但我们看了1960年毛泽东的菜谱之后,觉得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还是不要传下去了。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应该不相信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一年能够每亩产出“13万斤”粮食的神话。可是,这样的神话,竟然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广西日报的头版头条,许多人为之欢欣鼓舞,欢呼这史无前例的“特大丰收”。虚报粮食产量的结果就带来大征购,促使全国各级干部下乡对农民进行反“瞒产私分”。在广西邻近的贵州省,有一个叫帅好的省粮食厅干部撰文回忆道:在1959年4月上旬,国家粮食部召开会议,因为中央给各省下达的粮食征购任务太高,各省对粮食的购、销、调、存政策一片叫喊声。根据中央指令,贵州当年粮食征购任务为36亿斤,秋收过去五个月了,入库为26亿斤,其中还有5亿斤为虚报数字。牛皮吹得太大,困难越大。硬着头皮说有中国当年有7500亿斤产量。4月下旬,中央直接给各省委和粮食厅党组发电报,责令:一,粮权高度统一集中;二,压缩本地销量,确保上调中央。政治制度不良和战争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它对饥荒的责任远远超过经济落后和粮食歉收。但责任者往往把饥荒的责任推给了自然灾害。人民权益的丧失会恶化饥荒的后果,使得本来容易克服的困难变成灾难性的。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防止饥荒再次发生的不只是增加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交换的自由,有流动的自由。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增不了产。所以说:自由是抵抗灾害的最有力的武器。有人说,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了大饥荒。对于这一点,我是有深切体会的。在人民公社的体系下,社会救济系统消失,人们连在哪里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不仅不能有“自留地”甚至连锅碗瓢勺都不许拥有时,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如果农民能保有一小块“自留地”,如果拥有最低限度的“人权”——任何人无权任意到农民家里搜尽最后一粒米、拿净锅碗瓢勺——怎么也不会有以“千万”为单位的人饿毙。历史好不容易走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分田单干”,是那个年代农村的缩影。还是这片黄土地,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指导下,我的乡亲们,对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付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干活总有使不完的劲,种庄稼总有挖掘不尽的潜力。他们深知“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的道理,他们总能根据季节变化应时干活,四季交替,从不懈怠,尽量避免“大集体”时期的“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覆辙。建国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黄土地的面貌发生了太大变化。作为“三农”的载体,黄土地承载了太多的使命,她对整个国家是不可动摇的根基。目前,落后的黄土地是整个社会无法绕过、不得不面对的。国家在制定、落实政策时,不能满足于纸面上漂亮的数字,更不能因部分人对“有树有园有几亩田”的短视向往,而“屏蔽”掉对黄土地的人本关怀,既要身临其境感受空气的新鲜、民风的淳朴,更要对单调的生活、长久的牵挂、脆弱的保障感同身受。同是共和国的土地,与城里的那片土地相比,黄土地的内心深处是否隐隐作痛,是否在无声地呼唤“给我更多的关注”?六十年,弹指一挥,黄土地上“换了人间”。但是,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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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荡猫左 发表于 2015-4-26 16:10 | 只看该作者
饿死人都可以被称之为万岁,中国还有什么正义、真理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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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诗源 发表于 2015-4-26 16:10 | 只看该作者
毛时代是如何进行社会管理的? 1 信息管制. 国际交流压到最低限度。国际资讯一律由新华社发通稿,有倾向性资讯选择资讯解释。再由各报一律转发,统一口径,舆论一律,形成“三人成虎”效应。 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 媒体一律公费办,发行基本公费订,连读报也是单位安排。 一般读者无从比对选择,不怕你不信。所以老百姓以为“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受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欧美百姓生活比我们苦的多。于是产生了幸福感,知足心。 但上层可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资料了解真情。 作用:统治上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上知下,下不知上;内知外,外不知内。. 。.. 2 行政控制. 社会的行政化控制,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密程度。 古代社会,政权不下乡,只到县一级,文革中,行政权力通过“单位”,一直落实到每个角落每个人头上。 工农商学兵,全国人人都隶属于一个单位。单位不仅在经济上控制了个人,在行政上也控制了个人。 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控制了个人。 甚至,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还深化到了刑事治安领域。县团级党委有权对员工作出政治处理。 由于全社会高度统一行政化,因此无论你到哪个地方,都有单位管着你,无论你换了多少单位,所有单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后衔接。 天网恢恢,密而不漏。. 3 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顾名思义,是阶级对阶级的镇压。 解放初期,土改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后来全国“镇反”杀了上百万,也算阶级斗争的延伸应用。 此时,“阶级敌人”比较单纯,仅仅指地主富农资本家,新政权的原政敌。 后来,罪名越来越随意,“阶级敌人”范围越来越宽: 从批判“清宫秘史”“胡风反动集团”开始,意识形态跟不上“最高”的思路的人员开始成为“反动分子”。 从“高饶事件”开始,党内政斗失败者成为“反党分子”。 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知识分子有各种异议甚或无心说错话者,成为“右派”。 从五八年“反右倾”开始,党内对政策有不同见解者,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六十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提出后,举凡对党对毛对各级官员不满的人,举凡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平民百姓,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而生活作风等被认为不检点的平民百姓,则成为“坏分子”。 文革中更为混乱,打派仗时各派均称对方为“三反分子”。 解放前当过地下党或曾被俘的干部战士,多被打成“叛徒、特务”。 文革初期,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当成“走资派”而被冲击打倒。 红卫兵与造反派在文革中期被压垮时,其中抓了百万人,罪名是“516分子”。 总之:“阶级斗争”越来越“异化”了----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已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 不过,实用价值很大----打起阶级斗争旗号,就为大规模镇压,放开手镇压提供了理论依据.. 同时有效转移了民众对贫困生活现实的视线。.. 4 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是采用“群众运动”形式进行。通常分四阶段: ①动员阶段: 先由掌权者,进行大会宣讲,发放学习文件,群众学习讨论表态拥护,统一思想,形成氛围。 ②检查阶段: 每个群众都必须向上级写出汇报材料,坦白自己平时错误言行,并检举同事平时错误言行。换言之,人人检举他人,人人受他人检举,包括动员子女揭发父母、老婆揭发老公..温和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狠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③斗争阶段: 掌权者根据群众汇报材料及平时掌握资讯,把群众分类。再组织前者批斗后者。这样,本质上是领导者掌控一切,但表面上是群众在当斗争主力了。因为会上发言批判、出手殴打、执枪关押、破门抄家的,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甚至,这支积极分子队伍就叫“群众专政队”。 ④处理阶段: 运动最后结果是提拔一批人,处理一批人。 一言以蔽之,此手术为“挑动群众斗群众”“以群众制群众”。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驭下有手术。从延安整风发明此手术以来,屡用屡灵。. 作用: “群众运动”妙处一:形成群众人人自危的氛围,迫使大家欲求自保,互相提防,互相窥视,抢先告密,讨好领导。织成了一张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天罗地网。使大家“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群众运动”妙处二:每场运动在产生一批受害者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得利者----利益是发泄了内心施虐欲,利益是公报私仇,利益是火线立功入党提干。况且有专门政策规定:即便事后查明受害者中有被冤枉的,最多解脱受害者,但要“保护斗争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也不会追究诬告、打人乃至于杀人者的责任.. “群众运动”妙处三:积极分子希望多整人----既可满足内心施虐欲,并使自已这类走运者物以稀为贵。妙在已倒霉分子也希望再多整些人下来----争取立功减刑,并使自已这类倒霉者有更多陪伴以分轻压力... 。 。 . 5 贱民阶层. 运动中的倒霉者成为戴上帽子的分子。加上解放初期已划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这一批人被打入另册,加上“血统论”政策使其直系亲属也沦入另册,于是,另册人口成为社会上倍受歧视的群体,成了贱民阶层。 当时习惯上称为“05%”。其实,若加上“血统论”拖进的直系亲属,该阶层占人口比例应在20%左右。. 贱民阶层成员生存状况极恶劣。不允许入党当官参军上大学。工作要最累的,收入要最少的。平时大家都可以随意欺侮他们。甚至于打死打伤完全无生命保障。运动一来,有理无理也揪出来批斗一番,开会时要在会场前跪成一排... 贱民阶层的存在有效保障了社会安定。通过发动“95%”打压“05%”,取得如下效果: ①“转移视线效应”。行政管理上发生的罪责挫折都可以推到“05%”头上。转移了“95%”的视线。 ②“排泄渠道效应”。使“95%”可以通过施虐于这些贱民,取得心态平衡。 ③“杀鸡吓猴效应”。由于“95%”到“05%”之间并无一道鸿沟,县团级党\\委就有权给平民“戴上帽子”----即把你从“95%”划到“05%”中去。于是“95%”也人人自危,生怕自已由于触怒上意而被踢进“05%”。所谓“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表面是对“05%”的公开训斥,未尝不是对“95%”的暗示警告。  ④“地位比对效应”。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要稳定,社会阶层上最好形成两头小中间大,即有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设置了“贱民阶层”做垫底,在形式上把一般的工人农民抬升到社会“中层”地位。. 设身处地,我是一般工农。那么,我通过比较、形成了优越感满足感。我通过施虐,排遣了贫困劳累带来的郁闷感。我通过批斗,形成了恐惧感自律感。于是乎,我心态平衡了,我知足了。 。. 补充:另有两个群体,名义上不是贱民阶层,但实际享受的半贱民待遇。 知识分子群体, 内控人员群体。内控人员表面与大家一样,但个人档案内秘密注明“内部控制使用”。他们不被信任而被时刻提防----但他们自己往往并不知道。. 6 城乡二元结构. 城市居民有户口、粮食关系。凭此发放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烟票等高达七八十种票证。在市面上,这些基本生活资料光凭钱是买不到的,必须同时凭票证。定量供应。 农民无户粮关系。于是,离开本乡本土不能生存,进城不可能。死死被捆在土地上了.. 城里人无批准,到处流动也不可能。死死被捆在单位里了.. 这就有效控制了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凝固化,使社会闭塞,安定。顺便也阻绝了口口相传的信讯流通,支援了第1点。. 7大锅饭式分配. 单就平民的经济生活而言,消费较平均。但这是“等级平均”。 计划经济模式下,社会财富分配行政化。按官本位原则构建成全国统一的经济收入金字塔----经济收入与政治等级严格挂勾。官越大者钱越多,官越小者钱越少.. 同一等级,无论在全国何地,基本上工资收入相同。 但从等级间不平均上讲,比改革开放的今天更甚。毛时代,单从工资上讲,最高级与最低级相差三十余倍。况且,越往上,其生活私人消费变为职务公款消费的比例愈大。工资收入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愈小。再何况,权力越大,调用公款合法为自己及家庭服务的途径越多。 例:大陆首富家产上亿元。有私人游泳池、空调等。而普通工人普遍月薪三四十元左右,存款能上一二百元就不错了。唯一家电大概是支手电筒。极而言之的悬殊,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一群大队干部秘密开会分上几麻袋粮食半片猪肉,也许就挺过了大饥荒。而没分到的社员可能就全家饿毙。尽管队干部只比社员多分那一麻袋粮食,看绝对数字并不悬殊,可在那个时候,就是生死之区别,还有比生死之别更悬殊的结果吗?如今贫富怕是悬殊不到这个地步。 现在,老百姓的机会要多些。起码,老百姓也可以致富了。现在,再悬殊,困难贫民也有底线,不至于到大规摸饿死人的地步。所以,现在比过去要平等些。. 过去现在同样不平均,同样有贫富悬殊。严格的说,过去贫富还更悬殊。但过去民怨较小,原因: 在行政级别与经济收入成正比的同时,行政级别还与知情权成正比。 级别越高,知情权也越大。级别越低,知情权也越小 所谓“信息不对称”----上知下,下不知上。 级别越高,其消费状态也越保密,不为平民所知。上面人再富,下面人不知。 俗话说:“富人知道别人比他穷,穷人不知道别人比他富”。所以穷人富人都很满足。. 给人一种均贫富的表象,不致为贫富分化而引发民怨。 所以社会安定了。. 况且在平民中大力提倡推行“一厘钱精神”,艰苦朴素。把追求消费丑化成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变修”了。也起到心理安抚作用。 当时有人归纳其规律:“荣华富贵由上面发出,艰苦朴素从平民抓起”。. 。. 8 个人崇拜. 动员全部人文领域,长期突出两个主题。也即一切功劳归于毛\\主\\席,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个人崇拜的形式有许多首创:早请示晚汇报、语录舞忠字操、学毛\\着积代会、“雷打不动”每天政治学习、创作歌曲百分之百是个人颂歌、小中大学教材一路颂歌,文艺与资讯充满颂歌。报刊上文章大量引用毛语录并且要用黑体字。 把毛之语录称为“最高指示”,高于宪法党章之上。 “爹亲娘亲不如毛亲”,“三忠于四无限”,“毛着,一天不学走下坡、二天不学问题多、三天不学没法活”。宣传媒体天天向人民灌输这种观念。 公安六条规定,对毛与林提意见,即为犯罪。把一切批评扼杀在萌芽状态,避免影响扩散。 “事实要为政治服务”,历史与资讯,不讲真实性,只讲倾向性。 妖魔化国内党内不同政见者。 使百姓有一个盼头:我的日子再苦,本地形势再糟,要怪就怪本地官员没搞好,要怪就怪国外帝修反的破坏。但上面有个“大救星”,总会解救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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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诗源 发表于 2015-4-26 16:17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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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弓满寇 发表于 2015-4-26 16:26 | 只看该作者
照片吃..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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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c2 发表于 2015-4-26 16:29 | 只看该作者
毛的“三面红旗”真是“鲜血染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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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dejava 发表于 2015-4-26 16:32 | 只看该作者
毛猪席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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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cong 发表于 2015-4-26 16:34 | 只看该作者
黑暗10年,好像连一点能感动人心的光明都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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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诗源 发表于 2015-4-26 16:35 | 只看该作者
哥哥打死妹妹烤着吃1960年河南信阳饥荒惨况:文章作者:任彦芳2000年的5月7日在郑州河南省省委宿舍。  八十一岁的张申细言慢语地向我讲了他的历史,他的老部下74岁的周化民在一边听着,有些是他们共同的经历。  张申,1953年后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是焦裕禄的老领导,离休前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周化民在1958年任开封地委工业部部长,1965年任兰考县委书记。离休前任商丘地委副书记。  张申:  1955年上半年,郑州地委改名开封地委,原地委书记张健民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我继任开封地委书记。  从我当了地委书记就失去了平静的日子。  原来农村合作化工作比较顺利,1953年,被称为“农民运动相关人士”的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群众自愿入社的原则,步骤要稳;合作社规模宜小些,不同地区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农村合作社不仅要发展,更要巩固。  从我实际工作中体会,这是正确的。  可我错了!毛主席开始批邓子恢是“小脚女人”,1955年下半年就实现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我有些担心。可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成了风头人物,我不想当“小脚女人”也跟着跑吧,省委一些领导已认为我“右”了。  1958年,毛主席想游黄河,到了兰考东坝头,省委副书记史向生陪着,到兰考,也让我上了专列,兰考县委书记程约俊同时上车,拿来兰考出的西瓜、葡萄让主席尝。  我上车,见毛主席穿白大褂,正看三国呢。  毛主席要在这儿游泳,罗瑞卿考虑安全,没有同意,便从这儿去了商丘。  这之后便是我领豫东几十万人到巩县、密县去大炼钢铁。  周化民插话:  1958年,党中央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共产主义而大干特干,人们提出口号:  “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脚蹬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番!”  当时头脑发热到了极点呀!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叫?岈山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阳。……  张申:  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一下子,全国就全是人民公社了。 …………1958年冬天,大炼钢铁进行不下去了。58年12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区建制并入开封地区,原开封地区西部5县划入郑州市,新开封辖21个县1100多万人口,我任地委第二书记。  1958年冬,粮食没有了。……冬天在郸城还开粮食丰收现场会,是“反瞒产”。可我看到大大的粮食囤,只在上头有一层粮食,下边全是麦秸、麦糠呵,可“反瞒产”却越反越厉害。  这年春节以后开始饿死人了。  周化民:  商丘地区五风严重,原地区专员任秀铎和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两人一同指挥修“潘口水库”,毁灭了几十个村庄,组织男女劳力几万人,在数九寒天挖此水库,还组织几十个女孩子参加“秧歌队”扭秧歌,穿着裙子跳舞。大批庄稼被毁,大块土地荒芜,生活极端困难,劳动强度又大,造成了成百上千人死亡。1958年,他们在商丘北郊挖了个“东风湖”,是马振藻带着医护人员、设计人员到苏州、杭州参观回来后亲自指挥搞的。全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桥和假山。三九天里,北风刺骨,马振藻住在离“东风湖”不远的医院里疗养,逼着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跳到齐腰的水里,挖湖抬泥,结果也饿死、冻死、累死一些人……  张申: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我想说一点真话,讲了点真实情况,还没敢说多严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那时,我是分管工业的地委第二书记。  1959年8月……  周化民的叙述,比张申本人记得具体。  1959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工业会议,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业的书记和工业部长参加。我和当时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本来是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大跃进问题,但后来变成“反右倾”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务书记主持会议,说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实反映一下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问题、困难,对省委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讲……  参加会议同志都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派”,大多心有余悸,但听省委领导启发,也便你一言我一语的提了一些问题,说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张申同志比较系统而如实地作了概括发言,我记得你发言内容大概是:上去几十万人大办钢铁,也炼出了些铁,但质量不高,问题很多。平原群众到山区很不习惯,不断发生逃跑,有几个群众逃跑时掉进水库淹死了;赔钱很多,我们财政上也解决不了,要求省委给我们弥补一些。  农业形势本来很好,但像去年一样,丰产了没有丰收,粮食浪费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时间就发展为公社化了。步子要稳些就好了。……  在张申说到大办钢铁的问题时,我补充了许多事例:登封县“卫星号外”是假的,是将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剥离,根本就没有往下挖,更没有见煤,就报成产量发出“卫星号外”了。铁的质量很差,中央物资部来一处长调我们的钢铁,我把他带到登封县现场一看,他嘴里不敢说是铁的质量差,因有顾虑怕说是“右倾”,但拒绝按计划调拨……我还谈到大办钢铁中有许多问题……  我们发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时许,一位副省长和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来到我们驻地。他们说张申的发言有错误,让他明天在省委北院礼堂作检讨。  第二天下午,省委常务书记,二把手杨蔚屏主持会议,他说:“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安排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做检讨,他有‘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还有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错误言论,下面由张申做检讨。”  张申上台做检讨,他讲了些思想情况,承认思想“右倾”,承认发言中有错误,他讲到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时说:  “我是信阳人,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劣根性在党内的反映……”  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立即打断说:“张申,你把那个‘小’字给勾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张申讲完,杨蔚屏便让各地市发言批判,看来批判的人思想也认识不上去,水平不高,都是软绵绵的。  主持人杨蔚屏做总结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上了万言书,他跳出来了。中央这次会议正批判他们!张申的思想和彭德怀一样,也是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和彭德怀遥相呼应。张申也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坚决与张申划清界限,斗争到底……”  从省里开会回来后,省委立即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健民到开封地委坐阵,亲抓反右倾运动。将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作为全省的典型,首先从张申的“右倾”开刀,批判张申,是在地直机关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组织对张申的揭发检举,接着是批判斗争。再接着就是批判续凯、杨体泽、王向明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倾”。  不久,地委副书记耿化武找我谈话:“经地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职反省,老实交待,彻底揭发检举张申,接受批判斗争,争取从宽处理。从此后,在地委机关工业交通系统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无数次批判斗争。  开封地委二十一个县,批了我们半个多月,回地区轮流批,上挂下联。  从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约半年的时间,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多少场次则不计其数,而且还有人看管,当然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地委常委1960年元月31日批准,划周化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  批斗结束我在等待处理时,曾令我随一个救灾工作组到永城县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活。我们一行8人到永城后,县委书记韩某安排我们到县委小灶吃饭,被我们拒绝了。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这个书记终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办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着很多模仿毛主席姿势的个人照片,看起来叫人恶心。  当时永城县60万人口,已活活饿死10万之多,韩书记决定:不准群众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他向我们封锁消息,隐瞒实情,说永城群众生活没有问题,拒绝国家发放粮款。我们亲眼在城北一个小村的小庙里见有8个人饿死在那里,回县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认是永城人,说是安徽人到永城来饿死的!他瞪着眼说:“那是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  我顶着“右倾”帽子,回来还是如实报告了实情!  1960年2月20日,地委行政科长将我叫去,责令我:“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下放劳改要将“工作证”和“公费医学证”一两天内送到行政科,以后不能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费医学!”  第二天我将两个证明,将这两件关系我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的证件交给他了!  3月25日,通知我去巩县孝感钢铁厂劳动改造,整整一年零九个月……  张申:  我被批斗之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10级降到12级,然后去杞县付集农场劳动改造。  个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么,最痛心的是:从此在党内没有了民主,不敢再说不同的意见,和57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再不敢说话一样,整个国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灾难,这才在我的家乡信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因为说天大的谎言,造成天大的灾难。  我的老父亲夏佑铭是民主人士,原来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倾机会主义,他便回到了家乡信阳,成了这事件的目睹者。1961年,我平反后,他又回到开封,是开封市文史馆馆员,民主人士开会,他提出信阳事件就激动不已:死的人到处都是啊!比我们解放信阳市打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时两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  据当时统计,光信阳一地,饿死百姓一百多万!  张申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他眼里含上了泪花,虽然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说来还历历在目,如在昨日!  我听着,心里很沉重,我向老周说:谁能详细说说信阳事件吗?我要写谎言的悲剧,应该不忘这民族的大悲剧。  老周说:住在我楼上的是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已离休,他最了解。回去,我们去访访他,他也很愿把这情况告诉别人,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  回到开封,老周领我认识了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他80岁,身体好,腰板直挺,满面红光,说话膛音很大。他在1944年参加工作,当过“愚公移山”移动的王屋山地方的小学校长;1955年任省委农村工作部生产处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  姚学智的职务,使他亲眼目睹、亲自调查了河南信阳所发生的那场历史大悲剧的前前后后…  提起那段往事,这位80多岁老人记忆犹新。  姚学智:  信阳遂平县??山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6月的一天下午,管农业的副省长彭笑千、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让我去省政府谈生产问题。我到后,见在遂平??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手拿一把麦穗正汇报哩:“这是??山公社韩楼大队的麦子,两亩9分地亩产3800多斤哩,这千真万确,没有错的!”  我听到这数字大吃一惊:咱整天和农业打交道,平时一亩地麦200多斤就不错,咋会冒出个三千八百斤?所有人都表现吃惊,可谁也没说“不信”!  赵定远说:“老姚,你把赵光同志安排在省招待所,让他写个报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领赵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写报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报告拿来交给了赵定远副部长。第二天,就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  这就是全国放出的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秋天种麦,省委组织工作组,我是组长,去新乡检查生产。人们去大办钢铁了,麦子种不上,越说谎话越要表扬,叫“气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馒头扔的到处都是。我问生产队长:“这么吃,能吃几个月?”生产队长说:“吃三个月。”“吃完后咋办哪?”“有国家管哩,都要共产主义啦,还能叫饿着吗?”  我到济源县王屋公社,见县委书记,我问:“你这劳力都大办钢铁了,没人种地,你还吃饭不吃饭?”  他不吭气,后来,他小声告诉我说:省里点他的名字,我不去大办钢铁,行吗?  新乡获嘉县委书记看到劳力情况严重,把大炼钢铁的劳力调回来了。地委书记把他叫去。问他为何这么办?他说:吃不上饭,不种地,吃铁疙瘩能行吗?地委书记让他写检查,他说:中啊!只要让老百姓吃上饭,咋让我检查都行啊!  这在当时可不容易呀!  1958年夏、秋两季的粮食征购,让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  这能怪谁呢?这数字不是你们吹出来的吗?产量人均粮食已达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不能低于亩产500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辩论,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9000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完不成任务咋办?他说:“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天啊!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无奈,交粮掺假,把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使出来了!  终于9000万斤任务完成,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在县大礼堂鞭炮齐鸣庆胜利时,老百姓啼饥号寒,抢地呼天!1959年8月,在食堂喝着越来越稀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莫名其妙开展反右倾运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  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  可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联系实际。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料被当小右派斗。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1960年冬,我参加信阳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参加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的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  我回来问蔡中田: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300人。我问陈炳寅书记,他也回答:死300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  省委副秘书长打来电话问我:??山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说300人。晚上,省纪检委书记焦祖涵来电话也问我:??山到底死多少人?我还是做如上回答。他说:一定要搞确实。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  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  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可支书却不在了!  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领导做了汇报。先找到副秘书长王秉璋,他问死了多少人?我说:根据我独自调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说:已给中央写报告,报了300人,这咋办?  在省常委会上,我汇报了死人实情。  杨蔚屏感到问题严重,派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崔光华跟我一块再去调查;让我先写个情况,由机要室打印了。把我写的情况上报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第二天,中央来了陈正人、陶铸、吴芝圃、李立副书记,从信阳乘大轿子车直奔山去,我也到了那里。  陈正人问县里干部:这个公社死了多少人?  回答说:一千多人。  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  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到底是谁说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让会议延长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摞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还有什么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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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48 发表于 2015-4-26 16:36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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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诗源 发表于 2015-4-26 16:44 | 只看该作者
三年大饥荒时,毛泽东拒绝接受美国粮食援助 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中国人民经历了噩梦般的大饥饿,说不清有多少人倒毙在家中、田间和逃荒的路上。此时,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的情况并未袖手旁观,而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会得到缓解,这必将导致更多的中国人死亡,因此,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并制定了援助方案。一九六二年二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说道,如果中方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埸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不过,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王炳南传达了毛泽东的立埸: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绝不会依靠别人、尤其美国人的施舍过日子,更不会拿原则做交宜。美国人再三表示,他们的500万吨小麦的援助计划,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甚至硬通货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兑现。中方仍然断然拒绝,并以幽默的口吻转达了毛泽东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哈哈大笑。中国再一次展现了她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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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诗源 发表于 2015-4-26 16:46 | 只看该作者
毛泽东不食嗟来之食:1961年拒绝苏联粮食援助 核心提示:此时,毛泽东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泽东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从杨尚昆的这段叙述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坚强。本文摘自《革命年代:对远去的革命年代的思索和纪念》 作者:高华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在杨尚昆所担负的工作中,有一块是负责协调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联络。杨多次参与两党谈判,也经常安排苏联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会见。杨通俄文,有时甚至亲自担任毛泽东与苏大使会谈的翻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党纲,杨一面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翻译,送交领导同志参阅,同时他还找来俄文原件,直接阅读。1960年夏,苏联政府突然中断对华援助,撤走相关人士,恰逢我国遭受特大经济困难之际,雪上加霜,给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1961年3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重大,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毛泽东定夺。此时,毛泽东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泽东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从杨尚昆的这段叙述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坚强。《杨尚昆日记》也有不少空缺部分。在一般情况下,某些时日,日记主人因工作繁忙,而无暇坚持每天记日记。杨尚昆也有此种情况。《杨尚昆日记》中,有一些年份都为空缺,例如,从1949年4月1日至12月3日、1950年全年、1952年全年,都未记日记。1951年只记了头四个月的日记。1953年杨也只是从12月24日记到31日,其他全为空缺。编者对《杨尚昆日记》中的空缺部分曾予以说明。例如,编者明确提到,杨的“一部分日记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虽然并未注明散失的是哪些部分。但在另一种情况下,日记的空缺则可能情况不同。例如,从1956年5月16日至1957年1月17日,杨尚昆的日记空缺,编者未加注明是否杨本人在这一段时间确未记日记,而其他的空缺,编者都予以了说明。这一段时间为中共八大召开,杨升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和波匈事件的发生。1957年1月27日至11月1日,杨的日记也出现了空缺,编者也未说明原因。此一时期,为整风“反右”前后。然而对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杨的日记中却有极其简略的记述。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就彭德怀的信发表重要讲话,杨在日记中作了记述。自此以后,杨也每日有日记,虽少涉及彭德怀事件,然仍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例如,1959年8月12日,彭的夫人浦安修来杨处谈话,“由十点半谈到四点”,次日下午,彭德怀向八届十中全会作了检讨。日记首次披露了庐山会议后,由杨代表中央与彭联络事。9月12日晚,杨向毛泽东汇报“昨夜彭来谈的情况”。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很关心彭德怀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从庐山返京后,1959年10月21日,毛泽东要杨“常去彭处,每月两次”。10月26日下午4点30分,杨去彭处探望,当夜12点便将与彭德怀谈话的情况向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汇报。自此后,杨尚昆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汇报彭德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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